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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新加坡鞭刑制度有着外在的对立和内在的契合。鞭刑在新加坡的产生、扩张与儒家思想无关,后者成为“立国之纲”后却开始密切地影响前者。儒家价值观和道德观为鞭刑提供新的思想依据,儒家思想与功利主义相结合为鞭刑制度奠定思想基础,并更进一步为国人所共鸣和接受。儒家思想使鞭刑功能更倾向于预防主义,而鞭刑亦成为重刑主义背景下协调罪责刑相适应的关键因素。儒家反酷刑本能以及清廉法治环境保障了鞭刑的威严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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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论丛
Year： 2016
Issue： 4
Volume： 0
Page： 39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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