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作品中,残疾往往脱离其物理和生理的性质而被作为一种身体符合承担社会文化的隐喻功能。伍尔夫和劳伦斯分别在其作品《达洛卫夫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塑造了赛普蒂墨斯和克里福德两位角色,他们一个是疯癫病患者,另一个是肢残人士。在作品中,作者将他们的残疾作为媒介,用以揭示战争灭绝人性的本质和战后现代社会的丑陋现实。赛普蒂墨斯的疯癫病症演绎出一条从精神禁锢到肉身消亡再到精神再生的途径,而克里福德的肢残则从肉身禁锢走向精神虚空再回到子宫等待再生。两位作家虽然用不同的思维模式解码现代社会文明的弊端,但他们却异曲同工,给现代社会指引了一条共同的出路:推翻现有腐朽的制度,建立以人为本的新社会。